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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往往是灰色的。"歌德这句话道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任何理论,包括文艺学、美学在内,如果只是满足于自身体系的建构和圆恰,而不关心现实生活的变化,其结果只能流于灰色和凋谢。正是基于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张未民先生提出的"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范式的生活论转向"(《想起一些与‘生活’有关的短语和诗句》,《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的主张。
<正>我们将——"生活美学"——视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原色与底色,这是就逻辑与历史的双重意义来说的,中国古典美学自本生根地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一方面,所谓"原色"就逻辑而言,"生活美学"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生成范式",所以谓之"原"。"儒家生活美学"与"道家生活美学"便形成了两种基本原色,并与后兴的"禅宗生活美学"共构成中国美学的"三原色"。
<正>本文想就当代美学同时面对生活与面对古典感兴传统,作点初步探讨,以便以我的这一特定方式回应张未民先生发起、《文艺争鸣》正开展的"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范式的生活论转向"讨论。这样做的原因并不复杂:感兴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诗兴并非来自神秘的诗神凭附,而就是来自生活中的"物感"或"感物"。
<正>一在我看来,真正能够给艺术创造带来"神来之笔"的是感兴。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感兴论,最能代表中国的审美创造的理论特质。这一点,我在《审美感兴论》等诸多的文章及著述中都有认真的讨论。
<正>我们重提生活美学,不是要颠覆掉经典美学的所有努力,而是要使美学返回到原来的广阔视野;我们讨论生活美学,不是要把被现代文化史命名为艺术的那些东西清除美学的地盘,而是要打破自律艺术对美学的独自占有和一统天下,把艺术与生活的情感经验同时纳入美学的世界;我们再度确认生活美学,不是为了建构某种美学的理论,而是在亲近和尊重生活,承认生活原有的审美品质。
<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话语一度独霸学界,引发人文学科各领域的失语和困顿。经过数次突围后,当代学人惊觉文化和美学在新世纪里已然获得某种新的生机,而生活美学和生活论转向的议题也逐渐提到人们的面前。(1)所谓"生活美学"或"生活论转向",不妨顾名思义,通俗地将之理解为一种探讨将生活世界与审美活动沟通甚或同一起来的努力。
<正>杨义在"区域文化与文学"研讨会(2009,重庆)上发言指出:"文化研究最重要的是空间的维度、地里的维度,东北作家群、四川乡土作家群、华南作家群、孤岛,还有香港、台湾。空间问题是现代国际化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新的精神。"(1)杨先生的发言非常好,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地方生活"是一种新的方法论,是一种新的小说研究视角,在本次"区域文化与文学"研讨会会后的纪要中,我也未见有人提到到格尔兹等的思想和方法,但是,本土学者总结出"‘区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这个命题,这和我们把小说从根本上看做是"地方生活的叙事形态"的看法不同,但方向上却可以互相佐证。
<正>学科自主性是一种现代性诉求。现代性将人类社会切分为许多相对独立的场域,同样也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划分为许多相对独立的"学科"。所以,随着现代性方案的展开,文学研究作为一场学科化工程,也开始了它探寻学科身份、确立思想资源、制订理论依据、划定知识边界的工作。独立自主的文学研究像人类解放的主体论一样吸引着文学研究的学者们。但文学性的前学科特质与文学研究的专业化并不契合,因此文学研究成了一个学科互涉的空间。
<正>在文学研究领域里,运用哲学方法来解读文学的,可谓是一个"强势群体",由以提出和建立的各种理论,亦将这一研究造成了方法论上的"显学"。但是,哲学研究实施于文学现象时,是否是一种求"真"的认识性活动、认识性的求"真"活动?我们以为,在文学研究遭遇危机而陷入困境的今天,很有必要对此作出认真的反思考察,以为其跨越难关探索或开辟可行的路径。
<正>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使语言置身于文学研究的中心,对于语言以及语言在文学中理解的层面不同,文学研究的方法也不同。就语言而言,语言学转向带来了文学研究方法的革命,随着转向的深入,对于语言本身不同的存在形式的认识,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发展途径:从语言到语言片断;从游戏语言到间接言语行为;从语言到话语。这几个方面的转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文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的倾向。
<正>伦理批评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开端性的地位,也一度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模式。20世纪以来,新潮批评模式迭起,伦理批评退出了批评舞台的中心,许多批评家竭力回避伦理批评的话语,这里自然有着对传统伦理批评局限性的纠正,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放弃伦理批评的同时,实际上是悬搁了文学批评的基本职责与功能,助长了文学创作中反道德的倾向,从而导致大众审美趣味的低俗化,恶趣化,就此而言,为伦理批评正名,探讨伦理批评内在的规定性,发挥伦理批评的重要作用是当代人文学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
<正>杰姆逊在北大所做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专题演讲中曾明确断言:后现代/大众文化型态的出现,"是紧密地和语言学、传播技术联系在一起的,这正适合于新涌现的由媒介主导的广阔空间。"(1)事实也是如此,在以科学技术和信息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媒介"具有了与前完全不同的含义,它已经不尽限于原始意义上的传播介体,而是缝合了"媒介"与"文化"的间性关系,使自身也演化为一种新型文化——媒介文化或大众文化。如今,传媒已成为主导当代文化生产和传承的关键力量,"文化"一词正面临重新释义。
<正>本期选发的三篇文章,都是我们研究界长期以来较少关注的话题。在"五四"新文学的旗帜下,以往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梳理大都着力于新的文学特质的挖掘与张扬,而在有意或无意中,事实上却是遮蔽了我国传统文学所具有的强大惯性与影响力,因而,当俞兆平和李钧的两篇论文同时拷问古典主义思潮到底应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何种地位时,便具有了重要的学术眼光与价值。而且,在阐述中,材料充分,推理严密,让人信服。
<正>从时间的纵向流程上看,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终点至今已有60年的间距了,但遗憾的是,仍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古典主义思潮究竟是否存在于其时间段中?论题的客观存在现今在高校流行的诸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我们能看到的只是浪漫主义思潮与写实主义思潮的"双峰对峙",只是以象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思潮,或者唯美主义思潮,惟独见不到古典主义思潮。
<正>本文所论"新古典主义文学",是一个广义的理念,绝不局限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梁实秋"新古典主义",更非西方"为王权服务"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它是指在"全盘西化"背景下,接受了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洗礼后,重新认识了传统文化与文学经典的魅力,发现了本土资源与精神血脉的意义,从而在西方现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标准观照下,"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学思潮与创作。新古典主义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反思现代性"的一支,在20世纪文学史中一直处于被压抑的边缘化状态,实际上却是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坛的真正贡献。
<正>一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中期,出现在上海的一场别开生面的现代主义冲动,由戴望舒、施蛰存、杜衡(苏汶)、刘呐鸥(刘灿波)、穆时英,包括早期的冯雪峰,以及徐霞村等人担纲或推波助澜,从开办水沫书店,推出《水沫丛书》,到编集杂志《璎珞》、《文学工场》、《无轨电车》、《新文艺》,一直到创刊大型杂志《现代》和推出《现代创作丛刊》系列,他们均是这些具有鲜明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丛书、杂志和出版机构的编者、主要撰稿人、译者和出版经纪人。
<正>可能,关于张爱玲小说的"政治叙事"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尤其近年来随着《秧歌》和《赤地之恋》等作品解读语境的变化,对这类公认具有"政治情绪"的作品,已经有了许多针对性的阅读和评说。不过在已有对张爱玲小说政治叙事的指认和解读当中,大家好像都忽略了《传奇》(1),要么说《传奇》不是政治叙事,要么以为此时的张爱玲的确"远离"政治。但事实并非如此。
<正>自1930年6月南京相继有几份文学杂志创刊,它们是《流露》(1930/6-1933/3)《橄榄》(1930/6-1933/12)《文艺月刊》(1930/8/15-1937/8/1)《长风》(1930/8/15-1930/10/15)《文艺周刊》(1930/9-1930/12),《开展》(1930/8/8-1930/11/15)。在1930年于南京创刊的刊物中,"中国文艺社"主办的《文艺月刊》持续时间最长久。《文艺月刊》创刊于南京——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经费来源都有政府的专项资金保证"(1),被认为"基本上是属于中间偏右的一份纯文学刊物"(2)。
<正>我读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首先注意到的是作者《自序》里的这段话:"本书的目标不是企图建立一个新型的范式。它不过是未来的新型文学史出现之前的一个‘热身’,为将来的文学史先期地展开各种可能性作一预备"。作为同代人,我对吴福辉这一自期里的"学术中间物"意识是非常理解与共鸣的: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历史发展长河里的一砖一木,过渡桥梁。因此,对本书意义和价值的考量,必须将其置于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情境和脉络里来讨论。
<正>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因其承载着以文学史证明新中国历史必然性的重要责任,而且与当代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乃至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所以这门学科一度成为显学,至今已有260余种现代文学史著作;若是将学科对象的时间延长,覆盖现代文学的文学史著作数量会更多。
<正>《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作为书名,是有些太长了。不少人提及此书会有意无意地漏掉一两个词,其中最有可能被遗忘的大概是"发展"二字——"吴福辉那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说起来很顺啊,至于"插图本",那是显而易见的特色,倒不大容易被忽略。
<正>时间:2010年4月11日地点:中国现代文学馆会议室B308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4月11日上午,中国现代文学馆、现代文学研究会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研讨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以及中国社科院和现代文学馆的专家学者近30多人参加研讨会。
<正>一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排演《浮士德》,是去年中国剧坛的一件大事。此事之大,不仅由于《浮士德》是德国文学巨匠歌德延续60年创作而成的"巨大的自白",是与荷马史诗、但丁《神曲》、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并称的欧洲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尤其由于该剧由当代中国戏剧导演艺术的旗帜人物徐晓钟教授执导。
<正>与传统文学想比,今天的文学生产方式已经增加了许多新的元素。这些元素在《明朝那些事儿》(以下简称《明朝》)中已被呈现得非常明显。以下,我将引入BBS论坛、博客、粉丝与书商,分析他(它)们在《明朝》的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
<正>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豫籍作家在创作上有意地表现富有中原地域特色的中原文化,形成文学豫军的一个鲜明的文化特色。事实上,强调地域文化的表达一直就是河南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上世纪80年代,乔典运就开掘了一口生活的的"深井",有意地发掘中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劣根性,对其进行批判。
<正>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母题,"乡土"既承载了沉重而深刻的历史内容,同时又是作家们最为柔软与纯净的精神栖息地。而现代作家的"文化怀乡",却不是简单的对乡土的情感回归,往往于城市——乡村、现代——传统、情感——理性的矛盾中包蕴着巨大的文化含量。
<正>底层文学自2004年前后发轫以来,许多中青年作家都介入进来,形成了一股底层文学创作的潮流。河南女作家乔叶也推出了关注底层的作品——长篇小说《我是真的热爱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和短篇小说《良宵》(《人民文学》2008年第2期)。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与敏感,乔叶聚焦于挣扎在都市边缘的底层女性,书写了社会转型期都市底层女性的生存苦难与精神救赎。
<正>一、从宏观到个案:对新时期30年文学理论研究的总结与反思2009年是改革开放30年,也是新中国成立60年,对新时期文学理论成就的总结和问题的反思是2009年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其中对成就的总结主要是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各个发展阶段所体现出来的共同特征的概括。
<正>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1),"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2),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所指就是概念,能指是声音的心理印迹,即音响形象。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他支配着整个语言。任意性是说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无理可说的,是不可论证的,而且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一旦确定,个人或社会大众就不能随意对其加以改变。比如当约定"马"这个概念的音响形象为"马"后,那么我们就不能用"牛"这个概念的音响形象去表示"马"的概念。
<正>萨满教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晚期形式。因满——通古斯语族各部落的巫师称为‘萨满’而得名。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具有明显的氏族部落宗教特点。各族间虽无共同经典、神名(近亲部落除外)和统一组织,但彼此有一致相同的几个基本特征,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1)根据现有资料和考古发掘来看,自有史以来,萨满教原始宗教信仰就是整个东北地区最突出、最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至今仍对东北地区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
<正>中国现代都市在历史的劫难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文化却拒绝承认此前的都市文化,将其指认为是腐朽的、没落的、病态的殖民地文化,是蕴藏在旧中国体内的毒瘤,是绽放在苦难的中华大地的"恶之花"。在"三红一创"红色经典的感召下,革命英雄主义激情、战天斗地的热情、共产主义必将实现的豪情弥漫于华夏大地。
<正>众所周知,漆画是以漆为主要媒介而进行的绘画创作。漆画中材料是构成漆画艺术语言的物质基础,漆画技法又是漆材料与艺术作品理想呈现的技术平台。各种不同材料的特性及与之相适应的技法决定着漆画作品的艺术品格。漆材料和技法的完美结合是构成漆画作品形态的关键要素。本文试图通过漆画作品中材料和技法的运用来阐述漆性、绘画性与制作技巧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