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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记得1999年这一年，全世界都弥漫着一种时间的兴奋，因为人类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纪——21世纪，人们期待新的世纪会带来新的变化。从发展的角度说，新世纪应该不同于旧的世纪，至于它新在哪里，人们作出了各种各样的预测，但所有的预测并不会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刻就完全呈现在人们面前。即使如此，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对于新世纪之新仍然充满了浓郁的兴趣。文学界同样对新世纪充满了期待，当21世纪刚刚过去五年之际，就提出了新世纪文学的概念，记得我们还与《文艺争鸣》专门举行了“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的研讨会。从此，新世纪文学的概念被广泛接受，关于新世纪文学研究的课题也被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但坦率地说，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期，尽管新世纪文学的研究已经风生水起了，现实中的文学并没有显现出特别明显的新质，因此有关新世纪文学的研究基本上还是沿袭着以往的路径。给人感觉，具备新质特征的现象也就是网络文学而已。如今，21世纪一眨眼就过去了四分之一，要抠词眼的话，它已经算不上是新的世纪了。既然已经有了四分之一的厚度，对它进行历史化的分析也是条件非常充足的，同时若新世纪真的内蕴着不同凡响的新质的话，现在也该露出真面目了。也就是说，现在到了真正讨论新世纪文学的时候了。
<正>鲁迅在创作中擅长自铸新词或改写旧词。他创造使用过的很多词语已经广为流传，进入了各类汉语词典，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词库。在鲁迅研究中，这些词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形成了鲁迅研究的话语体系。但在使用过程中，有些概念的内涵和边界极不稳定，导致使用混乱；有些概念从一开始被拈出来独立使用，就存在着意义泛化、增殖过度的问题，待被广泛使用后，其内涵、外延都出现大幅变形。从语言传播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对鲁迅研究来说，关键概念不稳定，可能会带来阐释的混乱和意义的不良增生，所以对一些重要概念进行梳理考辨、检讨反思，以减少其意义损耗或过度增生，也是十分必要的。“中间物”一词就面临着这种状况，它在鲁迅研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滥用的状况也十分明显，所以值得深入反思和检讨。
<正>1949年以后，作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黄药眠，主要是以文艺理论家著称的。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曾与郭沫若、李金发一起，被研究者视为“三位黄钟大吕式的客家诗人”~((1))。此外，他也是20世纪40年代华南文坛具有代表性的创作家兼批评家，其在散文、小说和文学批评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2))。尤其在散文方面，自40年代初伊始，至80年代中期，黄药眠的创作历经40年代、“十七年”时期、新时期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其散文作品以及有关散文文体、创作思想的论述，价值不容低估。本文拟系统考察黄药眠的散文作品和相关论述，探勘它们的风格、特色及其与社会思潮的关系，以此揭示作为散文家的黄药眠的价值与意义。
<正>引言：从“计划”谈起1933年年底，茅盾收到《东方杂志》的征文稿约，选题为“个人之来年计划”，随即以讽刺的笔锋写下了《个人计划》：“计划”自然比“梦想”好。计划是单看名字就很“科学似的”。从前我是一个计划迷者。我常常有许多计划：读书的，作文的，旅行的，修养的。可是这些计划从不曾全部实现。
<正>北方左翼文化的发生及传播，与北平密集的中、高等学校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一点已渐成学界的共识~((1))，但对于校园类型与左翼文化团体的兼容性、左翼文化如何借助校园空间和学生活动而铺展开，其间可能经历哪些挫折，又如何逆流而上奔涌成潮等问题，仍缺乏具体微观的考察，这使得北平左翼文化运动的研究长期停留于浅表。当然，纵深向度的考察存在一定困难，由于北方左翼组织不断经历破坏和重组，保存下来的连续性资料有限，须得一材料充分、连贯的切入对象，方足展开论述。在此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简称北平社联）在清华大学的分支（简称清华社联）及其外围团体社会科学社、社会科学研究会、现代座谈会等，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
<正>一、问题的提出20世纪以来，由于西方文论强势话语，中国文论话语资源普遍遭到忽视，在此背景下，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共鸣。张江的“强制阐释论”，虽然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个领域，核心却是针对“文学阐释”提出来的。它将西方文论的积弊归为“强制阐释”，并从“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等方面展开批判，认为它从根本上抹杀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本体特征，这对于习惯将西方文论看成是普遍真理，一味地追赶西方先进潮流以构建体系的中国文论界来说，无疑有重要的警醒作用。但是，“文学阐释”本体存在和路径依据是什么?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并没有给出答案。
<正>1937年1月1日梁实秋在《东方杂志》新年号发表《文学的美》，认为“美在文学里面只占一个次要的地位”~((1))，文学主要表现伦理道德。2月22日，朱光潜在《北平晨报》上发表《与梁实秋先生论“文学的美”》，质疑梁实秋的观点，认为“‘美’在文学中的重要不亚于其他艺术”，道德“在文学中可以成为美感观照的对象”~((2))。三天后，梁实秋在《北平晨报》上发表《再论“文学的美”答朱光潜先生》，对朱光潜的质疑加以答复，并重申自己的观点。3月29日，李长之就二人的争论在《北平晨报》上发表《我对于“美学和文艺批评的关系”的看法》，赞同朱光潜的观点，将伦理纳入审美对象之中。4月28日，周木斋在《大晚报》上发表《文学的真》，认为梁实秋倾向于“文学的善”，朱光潜倾向于“文学的美”，二者可统一于“文学的真”。6月15日，周扬在《认识月刊》创刊号上发表《我们需要新的美学——对于梁实秋和朱光潜两先生关于“文学的美”的论辩的一个看法和感想》，对梁、朱二人的观点加以辨析：“假如说在梁先生那里，美和道德被不正当地分离了，在朱先生，两者是被统一了，却是在康德主义的基础上。”~((3))进而指出梁、朱二人都是在观念论美学的基础上展开争论，“批判的最终目标应当放在观念论美学体系的本身上面”~((4))，进而提出要建立“新的美学”——现实主义美学，将梁、朱二人的争论引向新的方向。
<正>一、新康德主义与青年运动对视觉思想的影响尽管宗白华和本雅明讨论的视觉艺术形式集中在不同领域，但他们的艺术批评观仍有相似的理论来源。20世纪初，宗白华在德国留学期间师从于美学家和艺术史家德索、哲学家里尔~((1))，他们与本雅明的老师李凯尔特等人都跟新康德主义团体有关。柏格森的著作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著作中明显看到康德主义和生命哲学的融合与对抗。本雅明在弗莱堡大学求学期间选修了“康德的世界观”“图像艺术的风格与技术”“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导论”等课程，其中“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导论”由李凯尔特讲授~((2))。他在写给阿多诺的信中承认自己“是李凯尔特的学生”~((3))。新康德主义哲学在20世纪初的德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其成员中有许多并非美学家而是心理学家~((4))。另外，根据《本雅明传》的线索，在本雅明与宗白华的求学道路上有一个奇特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参与了激进的青年运动。漂鸟运动与少年中国学会在许多方面拥有共同的诉求，其成员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精英，并且这两个青年运动组织都有明确的美学目标~((5))。在二人后期的美学思想中不断反映出早年参与政治团体经历的影响。
<正>罗兰·巴特以符号学名世，但他涉足过诸多研究领域，故其形象颇为模糊。苏珊·桑塔格为《写作的零度》的英文版作序称：“将巴特仅仅描述为文学批评家明显不太公正。他具有广博的知识，不会凋谢的精神能量和敏锐的原创的感觉。他为其作为美学家、文学和戏剧批评家、社会学家、元心理学家、社会批评家、观念历史学家和文化评论家确立了资历。”~((1))符号学在巴特涉足的领域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他领域或多或少与之相关。1977年，巴特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就职讲演名为《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从名称和演讲内容中，可以看出巴特对自己学术成就最为主要的定位是符号学。
<正>当代艺术是对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的回应，裹挟着艺术家的观念表达，是艺术家与观看者在思想境域中进行的深切“交流”，安塞姆·基弗宏大的、超脱理性的“画语”似乎也提出了“艺术是形式重要还是思想内容重要”的辩证问题。他通过深奥且负载的视觉语言揭示了废墟美学的悲剧性烙印，“废墟作为一种存在，首先跟特定场所的历史记忆有密切关系，是特定历史记忆在建筑上的物质化呈现”~((1))。“废墟”既是安塞姆·基弗艺术的主体意象，也是其他图像符号的重要载体与生发背景。废墟美学阐明的是毁灭与创造的辩证关系，它拒绝将“新”与“旧”对立，而是通过“在场的历史”激发对于现代性的省思。废墟也并非终点，而是“向死而生”的美学重构，安塞姆·基弗便是在断裂处建构意义，于残迹中寻求救赎。阿多诺认为在奥斯维辛之后不会再有人写出抒情诗，并且在《艺术在没落中升起》中，安塞姆·基弗也表示奥斯维辛之后不会再有美的艺术。
<正>一著名诗人邵燕祥，没等到朋友们给他过米寿（88岁生日），哑默悄儿地在睡梦中走了——那是2020年8月1日，享年87岁。他的一生命运多舛，有过风光灿烂，也有过坎坷凄凉。他祖籍浙江萧山，1933年6月10日生于北京。他早熟，1946年13岁时，就在报刊上发表杂文，1947年14周岁，发表诗歌处女作。他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时说：“1947年9月28日，我第一次在正式报刊发表诗作，是《失去譬喻的人们》。最初发表的《失去譬喻的人们》《偶感》《橘颂》《病》这几首诗都是寄给沈从文先生，沈先生转给周定一先生的。
<正>一我追逐着从楼梯上滚落的皮球来到了二楼，撞见女主人桑德拉在与来访者聊天。当男主人萨穆埃尔在三楼循环播放一段嘈杂的音乐时，访谈被迫中断。记者离开后，反复上演的夫妻大战注定再次爆发，小主人丹尼尔便牵着我离开了那栋房子。确切地说，是我领着他离开的，他的视力因车祸而几乎消失。我们散步回来时，萨穆埃尔已经静静地躺在了屋外，鲜血浸透了躯体周围的雪地，远远望去像是一摊过期的草莓酱洒在冰碴上，颜色暗淡，气味不详。丹尼尔的呼救声压过了我的嘶吼，桑德拉从二楼的阳台探出了身子……
<正>一汉语文化传统谱系，抑或汉字思与诗之感知与表意的“编程”，及其由此生成与延展的文化理路，若要极简化且直观示意之，或可归纳及抽象为一个几何“圆”的运行轨迹而图解之。贸然开此说头，不妨进一步循此思路梳理：这个“圆”，在整个人类世界的早期社会形态里，大概都可以“通约”于这样的“浑然”认知。斯时，大地“混沌”如星空之“太初”，初知天地，始启人世，各过各的日子，各念各的经，尚自然，顺人性，继而知阴阳，成人伦，岁月散漫而端穆生生。
<正>时间：2025年6月地点：河南·又园纪梅：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期的“曲园访谈”。我们这一次有幸邀请到李章斌先生。李章斌先生是当代著名的诗歌批评家、学者，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章斌先生也是一位诗人。我先打个招呼：章斌兄您好！欢迎您来到河南，来到“曲园访谈”！李章斌：谢谢。纪梅：在我从事诗歌研究的这些年里，章斌兄一直是我非常钦服，也一直在学习的对象。我以前经常拜读您的著作。
<正>一钱理群是谁?对于一位写作生涯足够漫长的知识分子而言，为不同时代、行业甚至区域的读者留下的印象可能不尽相同。但在钱理群的著作身份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鲁迅思想与精神的研究者与传播者。作为学者的钱理群，从鲁迅研究起步，先后出版了十余种鲁迅研究著作；作为教师的他，凭借“我之鲁迅观”课程站稳北大讲坛，而且“以鲁迅提倡的韧性精神，到处讲鲁迅，一有机会就讲鲁迅”，“越讲越起劲”，也把“钱理群讲鲁迅”讲成了B站上的名课；作为知识分子的他，自我定位是“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努力将鲁迅思想转化为当代思想、文化资源”；与此同时，他十分清醒自己与鲁迅一代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的差距，时常以鲁迅作为参照，提醒自己不说超出自己知识结构的话，所以即便是“名人”，总有掌声与鲜花环绕，也不吝承认对于很多事物已经“看不懂了”。可以说，鲁迅已经不仅是钱理群的研究对象，更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因为在治学、教学、做事与反思以外，他几乎没有其他生活内容，而所有这些都有鲁迅的强烈在场。用他的话说，鲁迅既是其“学术之根”，又是他的“生命之根”。
<正>中外历史证明，每个民族、国家的文学都非永久的封闭体，而是在对外、对内的对话交流和互通有无中，逐渐进入理想的成熟境地。中国新诗的发展也未逸出这条路径，只是行进得颇为曲折，在接受西方诗歌影响并不断消化、翻新西方诗歌的向度上痕迹相对显豁清晰，容易把握；而古典诗学对它的影响则因其在源头设置的现代和传统对立机制长时间发生作用，始终处于一种间接、潜隐的非主流状态。虽然中间新月诗派涵括色彩和音节因素的新格律主张、现代诗派对晚唐五代温庭筠和李商隐气韵的接通、台湾现代派诗歌的传统诗意和技巧的翻新，不间断地传递出回归传统的信息，穆木天、孙作云、卞之琳、叶公超、朱光潜等有识之士也相继检讨新诗背离传统的过错~((1))，但是因为回归传统方面创作和批评自身的孱弱，远难改变现代和传统对立的结构现实，在追新的诗歌探索洪流裹挟中，自然难以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正>一、历史的分界1988年，海子写作《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时，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1))这一命题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诗歌以及截然不同的两类诗人：“热爱生命”的诗人与“热爱风景”的诗人。今日看来，这一命题十分重要，遗憾的是，海子并未对这两种类型做出明确和细致的阐发，仅有天才的有感而发，而无巨匠的雄辩论说。实际上，两种类型背后更为关键的是两种诗歌机制的运作，通过海子，我们将之命名为：行动的诗与书写的诗。在这个意义上，“热爱风景”的诗就是行动的诗，“热爱生命”的诗则可以理解为书写的诗。
<正>早在1966年，罗兰·巴特在《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导论》中即断言：“对人类来说，似乎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1))。叙事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学表意机制，其适用性超越了小说、史诗等典型传统叙事文类的边界，广泛渗透于神话、传说、寓言、民间故事等多元的文本形态，几乎任何材料都可为其所用。在漫长的文学发展进程中，叙事不仅展现了其在形式上的普遍存在，更以其手法的千变万化，构成文学表现力的核心维度之一。叙事艺术的魅力，在于“故事”（所述之事）与“话语”（讲述方式）之间所构建产生的无限可能性上。即便是同一故事内核，经由不同的叙述视角、时序结构、修辞策略与文体风格加以呈现，最终所产生的审美效应与意义阐释空间往往大相径庭。在此意义上，叙事既为写作者开辟了广阔的意义构建与形式实验的自由度，也对其艺术构思与文本驾驭能力提出了持续的挑战。
<正>《野草》在中国散文诗史上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这部篇幅精短的文本，围绕其展开的研究与讨论历久弥新。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自《野草》之后，中国散文诗并未如鲁迅笔下的小说那般，在成熟之后经过时代的发展迈入属于自己的新辉煌，相反却因“文体镜像”~((1))特点，导致其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摸索，还停留在“是什么”的身份归属争议上，停留在“如何写”的审美标准迷茫上，以至学界形成“境界还没有达到鲁迅所开拓出来的广度和深度”~((2))的结论。
<正>文与事、口述与文献、历史与当下始终是文学研究者关注的对象，这不仅涉及文学怎样书写现实，文本如何呈现事件，也关乎文学怎样进入历史，以及个人如何讲述过去。在《“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的绪论中，王尧梳理了口述史的基本特征、操作方法以及问题和局限。正是因为口述史由不同的受访者参与，以回忆的方式再现他们曾经亲历的历史事件，历史文本在口述中呈现出“个人的”“边缘的”“民主的”“多元的”等特点。当然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历史文本原本具有的统一性叙述被打破，整体性被切断，关于历史的叙述也极有可能成为某种流动的不稳定的叙事。
<正>“匪”在1969年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的近世土匪史研究奠基之作《土匪》中，被称为“秩序化生活的异类”。自古以来，文学中不乏对“匪”这一社会边缘人物的想象与书写，因此，可将关于匪的文学叙事称为“匪叙事”。明代施耐庵的《水浒传》是其中最为经典、影响最为广泛的作品。除此之外，《说唐》《说岳》等古典小说也可视为中国小说匪叙事的先河，影响了后来文学中的此类叙事作品。中国现代文学中，沈从文、萧军、端木蕻良、李劼人、艾芜与姚雪垠等人都创作过体现强烈个人风格与鲜明地域特色的匪叙事作品。
<正>赛博空间中的浪漫主义（以下简称“赛博浪漫主义”）是大众文艺领域的浪漫主义，既吸收了欧洲文化史上浪漫主义运动“对于主体的重新评价”~((1))的思想内核，又继承了罗曼蒂克式审美“自由想象之特色”~((2))，是新时代文艺民主化与超现实化的产物。这种浪漫主义依托以互联网为核心的虚拟空间，不仅通过数字技术完成想象力狂欢，使天马行空的幻想画面得以落地，还充分支持并鼓励大众进行审美表达，推动其真正成为新时代文艺的主体。借助数字空间的分享与算法推送机制，个体的浪漫表达可以迅速汇集为集体的情感洪流，赛博浪漫主义因此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建立情感共同体，人们也在与群体的持续互动中不断确认自我价值。
<正>引言感人至深的经典教育故事片《放牛班的春天》自上映以来，凭借独特的文化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情感内核，已成为教育题材电影研究中被反复书写的文本。电影于2004年上映便凭借其深刻的文化主题，娓娓讲述关于重构与成长的故事，以法式浪漫主义文学艺术表现手法，阐释大爱无私及智慧教育的无限可能。整部影片以音乐为载体，糅合多元视听语言技巧，讲述主人公克莱门特·马修老师（杰拉尔·朱诺饰演）的“大爱”，成为孩子们产生人生蜕变的镜头主线，继而在视听语言中生动展现给观众蓬勃的希冀感，发人深省。
<正>中国民族声乐是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的艺术瑰宝，在发展中不断吸纳戏曲的声腔韵律、情感表达与文化内核，形成了兼具民族特质与艺术张力的“戏曲风格作品”。这类作品不仅是音乐与戏曲的融合载体，其背后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学表达——从歌词文本的意象建构，到叙事逻辑的戏曲化呈现，再到语言韵律与声腔的深度适配，共同构成了作品的核心艺术价值，也成为解读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窗口。而戏曲作为承载千年文化基因的表演体系，为其注入了独特的风格内核。戏曲风格民族声乐作品并非简单的艺术形式叠加，而是将戏曲的声腔韵律、叙事逻辑与民族声乐的抒情特质深度融合，其文学艺术性更是二者文化精髓碰撞后的集中体现——既延续了古典文学的雅致意蕴，又承载了民间文化的鲜活生命力，成为连接传统与当代审美需求的重要艺术载体。
<正>从皮格马利翁的神话到弗兰肯斯坦的悲剧，无论是在神话、文学还是在当代科技文化中，人类对赋予非生命以生命的执念始终贯穿文化与技术的想象中，“造人”也成了一种跨越人类与非人界限的核心母题。如今，随着人工智能与仿生技术的发展，“造人”已从文学想象演变为现实的伦理难题，而艺术正成为最早回应并实验这一议题的场域。托尼·奥斯勒作为美国录像艺术的先驱，他的“假人”实践正将这一母题以艺术创作的方式持续推向前沿。其依托不同媒介的“投影雕塑”是托尼·奥斯勒四十多年间作品的标志性符号。
<正>秦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尤以词名彪炳于后世，然而纵观秦观所留文学作品，其文章成就虽粲然可观，惜为词名所掩，致使其文章的独特价值未能充分彰显。秦观留有词作三卷，而文章则达到三十卷，其文章在宋代颇负盛名，《宋史·秦观传》记载秦观“长于议论，文丽而思深”~((1))，苏轼爱重秦观并认为他有屈宋之才，林机称赞其文：“养之于中，博洽宏深，故发越于外，宜乎粹然一出于正，足以关治道而补名教”~((2))，秦观文章兼备众体，策、论、传、说、表、启、简、文、疏、铭、祭文、墓志、赞、跋、状、书、记、序等皆有所涉，“以政论、哲理散文、游记以及部分小品更为出色”~((3))。
<正>嘉靖十三年（1534），杨慎出版了五卷本的《赤牍清裁》，此后经过杨慎的不断收集、整理，扩充至十一卷本。嘉靖三十七年（1558），王世贞在杨慎的基础上，将《赤牍清裁》扩编为二十八卷本。隆庆五年（1571）再次增补至六十卷，并更名为《尺牍清裁》。~((1))对于杨慎、王世贞相继选裁尺牍，将之著述化的行为，时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卢恭甫在《国朝名公翰藻》（序）中言：“我明之书记，至嘉、隆、万历之岁而愈娴郁可餐，盖自杨用修、王元美二先生勒成之。其书纵横，光烛士林，具载在两集中。”~((2))冯梦祯也称：“本朝西蜀杨用修氏创辑《清裁》，近娄江王元美先生复增篇帙，编摩迄于近代，搜罗并及时钞，以故历下、广陵多有录焉。参苓与牛溲并用，丝麻将管蒯兼收，可谓尺牍之麟阁，文家之邓林。”~((3))他们将《尺牍清裁》视为本朝文学史上的经典，不但具有文献收集之功，更是开启了晚明尺牍总集、选本编纂出版之风。
<正>经筵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帝王御前讲学体系，正式确立于宋代，并为后世王朝所承袭。至清代，经筵制度日趋完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每年仲春、仲秋举行的“经筵大典”，属于开讲仪式；二是日常进行的“日讲”，属于君臣之间研读经史、讲求治道的常规学习活动；三是进呈讲章，讲官直接将讲章递呈帝王，以供其自行研读。~((1))长期以来，学界对清代经筵制度的研究已有一定深度，成果斐然。但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经筵制度、经筵讲官或经筵与政治、学术思想之关系等方面，对经筵制度衍生的常课“日讲”专题性探讨仍相对薄弱，尤其是日讲制度的践行、教化功能等核心议题，尚存阙如。事实上，康熙时期经长期日讲实践，形成了规模可观的讲章文献，从文献学的角度亦留有广阔的开掘空间。目前可考，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满汉合璧经筵讲章》（以下简称吉大藏《讲章》）为康熙日讲期间所用的原始讲义，系经折装，满汉合璧抄本，其中保留了满汉合璧文本内容、誊录官姓名、日讲时间等具体信息，是研究康熙朝日讲制度的珍贵史料。本文以吉大藏《讲章》为基础资料，参证其他相关史料，将此议题放置于清代学术史发展的历史视野中，全面考论康熙朝日讲制度的实施与演进，为研究清代经筵制度、学术思想，以及满汉民族融合提供一个新的历史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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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刊欢迎来稿，来稿必须未在任何出版物及互联网上发表；请勿一稿多投。来稿注释一律用尾注形式，其序号以阿拉伯数字外加括号的形式，须核对无误。来稿请附作者真实姓名、工作单位、通信地址、电话和电子邮箱。本刊不再接收邮箱投稿和纸质稿件，请到www.wenyizhengming.com的“在线投稿”进行投稿查稿。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